Christian Thielemann - Pfitzner / Strauss

在去年年底（该文作于2004年）克里斯蒂安·蒂勒曼与爱乐乐团一次音乐会的彩排时，伦敦演艺杂志《Time Out》称指挥为“令人恐惧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措辞，表示他不仅在音乐上要求严格，而且具有非常的野心和政治危险。诺尔曼·勒布莱希特显然赞成这种描述：他在《每日电讯》上发表了对所观看过指挥的年度总结，其中称蒂勒曼为“坦率的表现出雄心勃勃”，并且说“只有见于报道的右翼倾向才会阻止他垂直向上的发展。” 我们在萨伏伊酒店的房间里会面。蒂勒曼本人身上看不出有什么令人恐惧之处，但他却很容易发脾气。谈话中间发了两次火。第一次是因为有个人衣着得体的在房间周围大摇大摆地走路，并且大声地对着移动电话喊叫。蒂勒曼盯着那个人，大声地说这是“没有教养，没有文化”的行为。另一次是当我把话题引到他的观点——“现在犹太人的困境已经结束了”——而人们又说他建议由于预算削减，丹尼尔·巴伦伯伊姆应当离开柏林国家歌剧院的艺术指导岗位。 “我们能不能抛开这一切？”他说，“我从没说过这些话。我不断否认，对这些事情真的感到愤怒了。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没说过这些话。任何人指控你都需要给出证据，我不必为我的清白辩护。” 很快他就平静了下来——蒂勒曼太健谈而冲动，因此不会真的令别人害怕——但是这次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他已经对这样的指控感到疲惫了，对这种针对他而发动的谣言，他已经不再亲自反驳了，而是说已经咨询了律师来对那些向他身上强加反犹主义标签的文章进行研究。 这些刚刚出现的对蒂勒曼的伤害，原因应当归结于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是与柏林市政府奋力争夺权力的主角。蒂勒曼是德意志歌剧院即将离任的音乐指导——他因为感到不适应新任命的管理者而在去年辞职——而巴伦伯伊姆却到了位于原东柏林的国家歌剧院。由于市政府准备削减预算，两个歌剧院在财政上的争夺更加激烈了，至今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一方面，蒂勒曼说自己乐于离开柏林，因为已经厌倦了暗地里的争斗和对自己个人的谩骂。但他留下了妥协的余地，让自己有回旋的可能。在辞呈中他留下了这样的遗憾：“柏林是我的城市，我是第一个生于柏林的德意志歌剧院首席指挥。我的事业在这个剧院里开始，我所有年轻时对歌剧的欣赏经验也来源于此。我和这里的联系已经非常紧密了。” 与一些报道相反，他坚持说，自己没有野心通过把两座剧院置于自己一个人的控制下来统治柏林的歌剧生活。“哦，想想吧，这太荒谬了，”他说，“首先，这意味着工作太多了。无论如何，我都会要求多样性的。”相应地，蒂勒曼说，自己的确希望两座剧院建立联系，但这是基于一个联合的金融管理机构，并且在剧目上进行更多的合作。他还表示，当前的情况很可笑，在同一个晚上，两座剧院会同时上演瓦格纳的歌剧——甚至是同一个剧目。 如果他真的离开了柏林，那么41岁的蒂勒曼在缺少新星指挥家的音乐界里是不会没有邀约的。在去年的拜洛伊特音乐节上，他第一次演出《名歌手》就大获成功，在未来十年里他也将成为那里的重要角色(2002年指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2006年指挥新版《指环》)。他还是维也纳爱乐乐团和爱乐乐团的客座指挥，并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科文特花园的常客。一些消息称他可能在最主要的美国乐团里担任音乐指导——目前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位置都在空缺——但是蒂勒曼身上的标签将会对他在美国的事业造成破坏。一家美国乐团的经理告诉我蒂勒曼目前需要在以色列爱乐乐团中得到一个客座指挥的位置以对付中伤。 蒂勒曼生于柏林——他的双亲具有音乐天分，但只成为了业余音乐家——在决定做一名指挥之前，他学习过钢琴、小提琴和中提琴。十几岁时他成为当时年过七十的卡拉扬的助手，从这位大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卡拉扬能够用很少的指挥动作得到巨大的效果。看上去他这么做的时候很容易。我以为他已经达到了能用自己的小指来进行指挥的程度。能够与柏林爱乐合作25年，这种关系是独一无二的。” “年轻的冯·卡拉扬”，这样评价蒂勒曼的，不仅仅是那些站在巴伦伯伊姆方面的反对者们，但蒂勒曼还是反对这种标签。“指挥家不应该用那样的方式看待自己。我们需要看到真实的自己。人们希望在其他人身上加以标签，而我被加了很多标签。在某种程度上，你需要知道自己的足迹，但这仅仅在一定的程度上成立。被加标签很容易，但当你打破规矩时，人们会感到非常困惑。” 当我问到他用何种方式打破规矩时，回答很有教益：“我一直在打破规矩，但不是用人们想像的那种方式。打破规矩不再是行为不端或者制造丑闻或者进行歇斯底里的阐释。用乐队呈现，跟在舞台上呈现相似。20年前让**出现在上面是新鲜的事情，现在人们会怎样看？‘那又怎么样？’我们什么东西没看过，所以现在需要注意其他细节。我不认为我们需要继续被震撼。你可以使用盛大的姿态，但它们必须出于诚挚。” 蒂勒曼现在迷恋于中欧浪漫主义作品，而他对瓦格纳、舒曼、勃拉姆斯和理查·斯特劳斯的阐释赢得了很多喝彩。“我试图慢慢地发掘音乐遗产，”他说，“我在柏林这个愉快的位置上能够指挥所有着迷的瓦格纳与斯特劳斯的作品。《特里斯坦》我指挥了45次演出——我这个年纪有谁做到了这么多？——而且还有50次《名歌手》。” “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我可能指挥了50次呢。这些在我的脑海里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我有一场重要的首演——比如和维也纳爱乐或者柏林爱乐，要么是在纽约或者伦敦——我将会选择我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作品。很多经验丰富的伟大指挥家与这些乐团合作过这些作品，演奏5分钟后，团员们就会知道你是不是有新东西教给他们。” 与卡拉扬一起工作是蒂勒曼音乐教育的关键部分，但聆听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的录音也显得同样重要。“富特文格勒展示了怎样能把自由与框架、灵活与结构、兴奋与控制结合起来，”他说，“这些看上去都是自然而然的，但却如同一幅图画并不是哪里都能做到的。他对整个作品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1942年与柏林爱乐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无法超越的。要么放弃指挥事业，要么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人能够如此接近完美的演奏这部作品。” 蒂勒曼意识到了富特文格勒和卡拉扬留下的传统。“我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我听到了那些美妙的音乐会。人们给我富特文格勒的录音，使我在家里就能够享受这些，正如每个在意大利歌剧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意大利人可以在家里欣赏那些作品一样。但是你必须建立新的传统，而不是仅仅继承旧的成就。” 评论家说他的当务之急是赶快放弃德国作品，而蒂勒曼认为这很可笑。“如果有一个俄国指挥家指挥俄国作品，你不会说一个字。为什么人们却对德国指挥家指挥德国作品说三道四？” 不管蒂勒曼是否政治观点保守，他显然是个文化上的保守派。他渴望把艺术和政治分离，不喜欢政治正确性的要求，并且认为1968年那场运动的目标是不正当的，抗议者缺少宽厚和灵活的态度，使得该运动沦为教条。他还拒绝对德国历史进行全面的道歉。“我企图尊重一切事实，”他说，“从没有哪件事情是彻底错误的。历史上曾有黑暗的时刻，但也曾有闪光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政治在音乐中没有地位。蒂勒曼复兴汉斯普菲茨纳的歌剧《帕莱斯特里纳》的行为遭到了批判。这部歌剧将在本月于科文特花园上演。反对者说，普菲茨纳的国家主义交响曲和反犹立场是无法令人容忍的。但是蒂勒曼反驳说如果音乐好，那么作曲家的道德品质或政治关系就是没有关系的。 “当我在纽伦堡第一次指挥《帕莱斯特里纳》时，有人就说：‘这是一件国家主义作品，狗屎不如！’但乐谱是那样美丽，简直是太美丽了！升C小调和法西斯主义有什么关系呢？完全没有。《名歌手》是不是也和政治有关系呢？难道一个调性就是带有政治性的么？” 我指出在《名歌手》结尾处的大合唱带有民族主义特征，但蒂勒曼打断了我。“啊，想想看——认真阅读一下总谱。我承认的确是有这种色彩，但这不意味着作品永远不该被演出。用新的视角观察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他现在开始激动的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人们说，你对音乐作品进行了这样的选择，必然和你的政治观点有联系，那我觉得这看法很令人反感。我选择乐谱是因为我喜欢。我指挥汉斯·维纳·亨策，就如同我指挥普菲茨纳或者贝多芬一样的方式。我还指挥了很多当代作品。对作曲家吃了什么还有他们的政治信念是什么，我都没有任何兴趣。音乐不会因为一个人的道德好于另一个人而得到好处。” ——斯蒂芬·莫斯 /韩大晗 译